中华唐氏宗亲总会

当前位置: 首页 > 唐氏风采 > 历史传承 >

唐叔虞封地考

时间:2015-07-08 19:28来源:其他收集 作者:中华唐氏宗亲总会 点击:
山西漫记之晋中行(四)唐叔虞封地考

    唐叔虞作为始封君,其于晋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,唐叔虞祠、即晋祠虽在太原,但唐叔虞之封地是否就在太原,却是颇有争议、且争而未决的议题。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解决不外乎通过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两条途径,然至今为止,尚未发现唐叔虞及晋国早期国君之墓葬、亦未在太原发现早期晋国都城遗址;所以于此我主要以历史典籍为线索,对此问题做一讨论。
一、关于“桐叶封弟”的历史文献记载
    有关先秦历史的文字记录不多,西周初年的就更少,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虽嫌稍晚,却是公认的系统而可信的史料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:“晋唐叔虞者,周武王子而成王弟。初,武王与叔虞母会时,梦天谓武王曰:‘余命汝生子,名虞,余与之唐。’及生子,文在其手曰‘虞’,故遂因命之曰虞。武王崩,成王立,唐有乱,周公诛灭唐。成王与叔虞戏,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,曰:‘以此封若。’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。成王曰:‘吾与之戏耳。’史佚曰:‘天子无戏言。言则史书之,礼成之,乐歌之。’於是遂封叔虞於唐。唐在河、汾之东,方百里,故曰唐叔虞。姓姬氏,字子于。唐叔子燮,是为晋侯。”
    更早的记载还有两处:《春秋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:“其季世曰唐叔虞。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,梦帝谓己:‘余命而子曰虞,将与之唐,属诸参,而蕃育其子孙。’及生,有文在其手曰:‘虞’,遂以命之。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,故参为晋星。”
    战国末年成书的《吕氏春秋》八览之六《审应览·重言》载:“成王与唐叔虞燕居,援梧叶以为珪。而授唐叔虞曰:‘余以此封女。’叔虞喜,以告周公。周公以请曰:‘天子其封虞邪?’成王曰:‘余一人与虞戏也。’周公对曰:‘臣闻之,天子无戏言。天子言,则史书之,工诵之,士称之。’於是遂封叔虞于晋。”
    这三则记载史实是基本一致的,虽然怀孕后梦见天帝的感生神话是古人常见的假托,当然不会是事实,就是桐叶封弟一事之真伪也殊难断言,但是姬虞受封、且封于唐,当是无疑的史实。至于唐叔虞之子燮(或称燮父),改国号为晋,则只有《史记》之上述记载。查先秦典籍中有关燮或燮父的记载,只有《春秋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“昔我先王熊绎,与吕级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,并事康王,四国皆有分,我独无有。今吾使人于周,求鼎以为分,王其与我乎?”而在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则为“熊绎当周成王之时,举文、武勤劳之後嗣,而封熊绎於楚蛮,封以子男之田,姓羋氏,居丹阳。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牟、晋侯燮、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。”所记史实相同,然《左传》只言“燮父”,《史记》却称“晋侯燮”。可见燮父由唐改为晋是太史公所首断,《史记》历来被认作信史,且所记大事不少为近世考古所确证,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燮父改唐为晋是真实的。
二、有关唐叔虞封地的最初记载及“晋阳说”
    关于唐叔虞封地之所在,《左传》和《吕氏春秋》均未提及,《史记》中虽说“唐在河、汾之东,方百里”,但却未指出究竟在何地,“河、汾之东”过于宽泛,这就给后来的争议留下了余地。至于燮父改国号的原因,太史公并未提及,先秦史料中也没有相关记载。
    最早提出唐叔虞封国确切地望的是东汉班固,《汉书·地理志·太原郡》所属二十一县中,首列“晋阳县”,其下班固自注曰:“故《诗》唐国,周成王灭唐,封地叔虞,龙山在西北,有盐官,晋水所出,东入汾。”自此之后,汉魏六朝学者多采此说,如:
    东汉郑玄《毛诗谱·唐谱》“ 唐者,帝尧旧都之地,今日太原晋阳是。尧始居此,后乃迁河东平阳。”
    西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“尧始封于唐,今中山唐县是也,尧山是也……尧之都后徙晋阳,今太原县是也,于《周礼》在并州之城;及为天子,都平阳。”
    杜预《春秋释例》“唐,太原晋阳县。”
    南北朝时期范晔《后汉书·郡国志·太原郡》 “晋阳本唐国,有龙山,晋水所出。”
    南北朝时北朝的郦道元在其地理学名著《水经注·卷六》“晋水”条中对“唐”之地名及“晋水”亦明确写道“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。县故唐国也。…县有晋水,后改名为晋,故子夏叙《诗》称此晋也,而谓之唐,俭而有礼,有尧之遗风也。”至此唐叔虞受封之唐在晋阳(下称“晋阳说”)似成定论,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几无异议,即使是明末清初顾炎武之后质疑者渐多,但仍不足以撼动“晋阳”说。
    近代大家杨伯峻先生《春秋左传注》中说:“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,即今之太原市。四世至成侯,南徙曲沃,今山西省闻喜县东。又五世至穆侯,复迁于绛,绛即翼”。
    同为大家的吕思勉先生《中国民族史·夏都考》也说:“《汉志》:太原郡晋阳,‘故《诗》唐国。’…是夏之都,即唐尧旧都也。”
三、唐叔虞封地之质疑
    虽然从《汉书》之后“晋阳说”被学者普遍认可采纳,但是也一直有不同的看法。比如唐李泰等《括地志》一书中对“唐城所在”就有不同的记载:
    其一,在卷二“绛州翼城县”条目下:“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,即尧裔子所封。春秋[传]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,以豢龙事孔甲,夏后嘉之,赐氏御龙,以更彖韦之后。龙一雌死,潜醢之以食夏后。既而使求之,惧而迁于鲁县。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,为唐侯。至周成王时,唐人作乱,成王灭之以封大叔,更迁唐人子孙于杜,谓之杜伯,即范匄所云‘在周为唐杜氏’。”
    其二,在同卷“并州晋阳县”条目下:“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。《城记》云尧筑也。徐才宗《国都城记》云:‘唐叔虞之手燮父徒居晋水傍,今并州故唐城。唐者即燮父所徒之处,其城南半入州城,中削为坊,城墙北半见在’,《毛诗谱》云:‘叔虞子燮父以尧虚南有晋水,故曰晋侯’”。
    唐叔虞所封之唐城在两处出现、一在晋阳一在翼城,可以说两说并存即是对“晋阳说”的一种委婉的质疑,而直接提出最为有力质疑的则是顾炎武。
    顾亭林《日知录·卷三十一·晋国》:“晋自武公灭翼,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,其时疆土未广,至献公始大。考之于传:灭杨、灭霍、灭耿、灭魏、灭虞。重耳居蒲,夷吾居屈,太子居曲沃,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。…若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,不属于晋。文公广三行御狄,裂公败狄于箕,而秋牛始怖。忡公川槐绊朴戍之谋。以货易土。平公用荀、吴,败狄于太原。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、洛阴之间,而邬、祁、平陵、梗阳、涂水、马盂为祁氏之邑,晋阳为赵氏之邑矣。若成公灭赤狄潞氏,而得今之潞安;顷公灭肥、灭鼓,而得今之真定,皆一一可考。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,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。”
    同卷“唐”条下:“《括地志》:‘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。尧裔于所封,成王灭之,而封太叔也。’北距晋阳七百余里,即後世迁都亦远不相及;况霍山以北,自悼公以後始开县邑,而前此不见于传。又《史记·晋世家》曰:‘成王封叔虞于唐。’唐在河、汾之东,方百里。翼城正在二水之东,而晋阳在汾水之西,又不相合。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,并在于翼。”
由此两条可知,顾炎武明确否定了“晋阳说”,而赞成“翼城说”。今人亦不乏持此观点者,如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《山西上古史新探》一书、张志刚的论文《唐叔虞封地究竟在哪里?》、赵李娜的论文《叔虞封地再考》等都论证“唐都在晋南”。这些论证都沿用顾炎武的论证途径,即主要运用史料记载说明晋国是由晋南开始扩张,其范围是在战国末期才延伸到太原盆地的。这种论证自有其坚实的史料基础,但仍难以难以驳倒“晋阳说”,其关键之点之一便是“晋水在晋阳”。下面我就试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。
四、有关唐叔虞封地之我见
(一)、“晋阳说”之分析
    如我在第二节所述,“晋阳说”起源于班固的《汉书》,在先秦典籍中没有唐叔虞封地的记载,而《史记》只是“唐在河、汾之东,方百里”一句,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为什么《史记》没有具体的地望。从《史记》的体例来看,大凡国都或始封地,均有具体的地望,比如上节引用过的《楚世家》中所载同为周成王所封的熊绎:“当周成王之时,举文、武勤劳之後嗣,而封熊绎於楚蛮,封以子男之田,姓羋氏,居丹阳。”明确记录“居丹阳”;何况作为史家记述大事须详其发生地这是常识,以太史公之严谨,是绝不会疏漏的。那么在《晋世家》中一直到昭侯元年才记述“翼,晋君都邑也”,就只有一个解释,那就是在此之前晋国都城在何处是不能确定的。这也是太史公的严谨之所在,凡不能确证的便不会想当然的记载。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,既然有“唐在河、汾之东,方百里”的记载,那么它虽然过于宽泛,但却是准确的。
    既如此,就以“在河、汾之东”来衡量,显然无论是顾炎武主张的“翼城”、还是臣瓒主张的“永安”、张守节主张的“平阳”,都比“晋阳”要适合的多;也就是说,以“在河、汾之东”来衡量,“唐”应该在晋南而不是在太原。吕思勉先生《中国民族史·夏都考》中说到“愚按臣瓒、张守节之言,盖泥《史记》唐叔封于河、汾之东致误。不知古人言地理,皆仅举大概,太原固亦可曰河、汾之东也。”然而吕先生虽是大家,对此论述我却不敢苟同。因为虽从大方位上说,太原是位于黄河之东,但太原离黄河最近也在四百里之遥,更重要的是绵绵的吕梁山隔在黄河与太原盆地间、在太原与黄河间正是吕梁山的主峰相隔,数百里的山脉横阻,可以说黄河与太原是无涉的,所以“太原固亦可曰河、汾之东”就显得很有些强词之嫌;而晋南诸城最远者离黄河不足二百里,而且与黄河相望、并无任何山脉阻隔。再佐以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的“唐人在河东”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司马迁虽然没有确切指出叔虞封地的地望,但却限定其在晋南,而非在太原。
    既然司马迁不能确定叔虞封地的地望,一百多年后的班固根据什么确定其地望,《汉书》中并未言明,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否定班固的断言,问题是在《汉书》本身并未明确肯定“晋阳说”。在其《地理志》有关于此的记述有如下三处:
    1、上节曾引用过的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太原郡“晋阳县”下注:“故《诗》唐国,周成王灭唐,封地叔虞”。
    2、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记述各地风土人情时,在“魏地”有载“河东,土地平易,有盐铁之饶,本唐尧所居,《诗·风》唐、魏之国也。…至成王灭唐,而封叔虞。唐有晋水,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,故参为晋星。其民有先王遗教,君子深思,小人俭陋。”
    3、同在《地理志下》记述风土人情时,在“赵地”有载“太原、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,以诈力相倾,矜夸功名,报仇过直,嫁取送死奢靡。汉兴,号为难治,常择严猛之将,或任杀伐为威。 父兄被诛,子弟怨愤,至告讦刺史二千石,或报杀其亲属。”
    显然,同一个“封地叔虞”的“故《诗》唐国”在材料1中位于“晋阳县”,在材料2中却位于“河东”。在秦汉时“河东”即河东郡,指今山西运城、临汾一带、也就是今之晋南,这是无需多言的;同时材料3也佐证了太原属赵地,其地之民俗与“其民有先王遗教,君子深思,小人俭陋”的“唐风”明显不同。那么综合这三条记载,很难得出《汉书》只提出了“晋阳说”,反倒是可以说《汉书》更倾向于“晋南说”,因为三条记述中有两条支持后者。
    然而此后学者大多取《汉书》之第一则记载,而完全不顾与之相左的后两条,更经《毛诗·唐谱》言之凿凿后,陈陈相因,使“晋阳说”似乎成为定论,就连大家如吕思勉者也说“杜预注《左传》云:夏虚、大夏,今太原晋阳是也。本于《汉志》,其说自确。”因此我们有理由说,“晋阳说”本源于《汉书》之一说,而后人均持“其说自确”之论调,不加详察,难免偏颇。
(二)晋国与晋水之关系分析
    “晋阳说”之所以被广泛接受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“晋水在晋阳”,如:全祖望在《日知录·卷三十一·唐》中作注批驳顾炎武的主张时说“燮父之改号曰晋,以晋水,则自在太原”;吕思勉说“(臣瓒、张守节)不知唐国有晋水。故燮父改唐曰晋,若永安去晋四百里,平阳去晋七百里,何以改唐曰晋乎?”就连主张“晋南说”的《山西上古史新探》主编胡建也认为“唐城的位置究竟在何处,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晋水的判断上,明确了晋水所在,唐城的位置就基本可以确定。”
    然而“晋水”与“晋国”究竟有关系吗?或者说燮父是因为境内有晋水而改国号为晋的吗?
    首先仍从史料看。如前所述“燮父改晋”是太史公首断,但《史记》中并未给出改国号的原因,只记述了“唐叔子燮,是为晋侯”8个字,也未提及晋水。首次提出“晋水”的仍是《汉书》,在上列的三处有关唐叔封地的记述中前两条都提到“晋水”。
    第一条是在“晋阳”下注“故《诗》唐国,周成王灭唐,封地叔虞,龙山在西北,有盐官,晋水所出,东入汾。”分析可知这段话可分两段,前三句是一层意思,记述该地是叔虞封地,后四句是一层意思,记述该地的山川出产;显然这两层间没有因果关系,而且此处也没提到燮父改国号的事,当然就得不出“因晋水而改国号为晋”。
    第二条是记述“魏地”“河东”风土人情,有记载“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,武王梦帝谓己曰:‘余名而子曰虞,将与之唐,属之参。’乃生,名之曰虞。至成王灭唐,而封叔虞。唐有晋水,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,故参为晋星。”此段主旨在说明晋之分野、即“参为晋星”,段中虽有“晋水”“晋侯”,但却未明确提及两者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,倒是从“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”一句似可看出,班固对“燮为晋侯”是不十分确定的;更何况,这段记载是在“魏地河东”下,不在“赵地太原”下,即在河东,晋水何来?莫非是《水经注》所否定的“平水俗称晋水”吗?
    在《水经注》郦道元写道“时唐灭,乃封之于唐。县有晋水,后改名为晋。”显然郦道元是采用了《汉书》的第二条记载,只是在《汉书》中“晋水”与“改名”没有关联,到了《水经注》虽未明言,却有很大的暗示:晋国之名缘于晋水。
   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等编撰的《五经正义》中有两处相关记载:
   《春秋左传正义·卷三十九》:“唐者…其地南有晋水。虞子燮父改为晋侯。燮父後六世,至僖侯,甚啬爱物,俭不中礼,国人闵之,作<蟋蟀>之诗以刺之。”
   《毛诗正义·卷六》:“唐者…其南有晋水,叔虞之子燮父因改为晋侯。至六世孙僖侯名司徒,习尧俭约遗化,而不能以礼节之,今诗本其风俗,故云唐也。”
    比较两段文字,唯一的不同就是在《春秋正义》中是“虞子燮父改为晋侯”,而《毛诗正义》中则多了一“因”字,成了“叔虞之子燮父因改为晋侯”,并在其后进一步解释说:“<地理志>云:‘唐有晋水,叔虞子燮为晋侯。’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,盖时王命使改之也。”这样一来,便似乎坐实了燮父改名缘于晋水,此后晋国之名便与晋水相辅相成,成为“晋阳说”的利器。然而从上列史料可以看出,“晋国之名缘于晋水”这一说只是后人对前人的史料记载作“想当然耳”的推断,而一步步地推衍出来的,并没有史料依据,也就是说从历史记载上看,“晋国”与“晋水”没必有关联。
    其次从“晋”字的词源意义上看。“晋”为会意字,甲骨文作 ,有解作形是两支箭插入插箭器中形,会箭插入之意;也有解为日出禾苗长之意。隶变后楷书本应作,简作晉,《说文·日部》:“ ,进也,日出万物进。从日,从臸。”显然“晋”字从词源看与水、晋水无涉。
再次从当时的国名比较上来看。西周初期所封有一千二百余国,至春秋初年见于经传者有一百六十余国,到春秋晚期只余十余国。从春秋晚期的除“晋”之外的大国“齐、鲁、燕、卫、曹、宋、陈、郑、蔡、秦、楚、吴、越”国名来看,无一是以水命名、或国名与河流有关。再扩大范围,从见于经传的一百六十余国国名来看,与水流有关的国名只有“温、沈、滑、江、濮”五国。下面逐一作一分析。
    温 《春秋·僖公十年》“狄灭温,温子奔卫”《词源》“周畿内国名。古城在今河南温县境。” ---这是作为国。
   《说文解字》“水。出犍爲涪,南入黔水。”《水經》“温水,出牂柯夜郎縣。”---这是作为水。
    显然作为水的“温”在贵州,作为国的“温”在河南,两不相干;而温国之所以名“温”,据《温县志》载“以境内有温泉得名,称温国。”
    沈 《春秋·文公三年》“叔孙得臣会晋人、宋人、陈人、卫人、郑人伐沈。”《左传正义》疏“沈,国名也。汝南平舆县北有沈亭。”清人朱骏声曰:“国在今河南汝州汝阳县东南。定(公)四年蔡灭之。”---这是作为国。
   《说文》:“陵上滈水也。”段玉裁注“謂陵上雨積停潦也。”《康熙字典》“<莊子·達生篇>沈有履。<註>沈水,汚泥也。…又水名。<後漢·光武紀>輔威將軍臧宮,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。<註>沈水出廣漢縣。”---这是作为水。
    可见“沈”的本意并不是河流,后虽有“沈水”却在巴蜀,沈国在河南,其名自不是缘河流而得。
    江 《春秋·僖公二年》“秋,九月,齐侯、宋公、江人、黄人盟于贯。”《正义》疏曰“江国在汝南安阳县。”《文公三年》“楚师围江。晋先仆伐楚以救江。”《文公四年》“秋,楚人灭江。”
作为国的“江”,在今河南正阳县境,紧靠淮河;作为水的“江”,词义比较复杂,但是《殷本纪》引《汤诰》载“东为江,北为济,西为河,南为淮,四渎已修,万民乃有居。”显然“淮”于“江”是界限分明的,所以“江国”既然临淮河,其名自与“江水”无涉。
    濮   《说文》“水。出東郡濮陽,南入鉅野。”《康熙字典》“又州名。<廣輿記>屬東昌府,春秋衞成公都此,漢鄄城,隋濮州。”
   《尚书·周书·牧誓》“我友邦冢君御事,司徒、司马、司空,亚旅、师氏,千夫长、百夫长,及庸,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。”《左传·文公十六年》“庸人帅群蛮以叛楚。麇人率百濮聚于选,将伐楚。”《正义》“庸,今上庸县,属楚之小国。麇人率百濮聚於选,将伐楚。选,楚地。百濮,夷也。”
    可见,水有关的“濮”及濮阳、濮州,在春秋时属卫地、一度曾为卫国都城;而“濮”国,乃“百濮”,即江汉之地的少数民族,两者又是不相干的。
滑 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“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杨、韩、魏,皆姬姓也,晋是以大。”《春秋·襄公三十三年》“春王二月,秦人入滑”,对此《左传》有详细记载“秦师及滑,郑商人弦高将市於周,遇之,矫郑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师。孟明曰:‘郑有备矣,不可冀也。攻之不克,围之不继,吾其还也。’灭滑而还。”《史记》对此亦有记载,并言“滑,晋之边邑也。”---作为国的“滑”在今洛阳附近的偃师境内。
  《说文》“利也。从水骨聲。”《康熙字典》“又水名。<山海經>求如之山,滑水出焉。又<廣輿記>滑河,經滑縣北而東,滑最大,自洛以西,百水皆會於滑。”《山海经》所载之滑水,泯灭难考,《广舆记》所载滑河在滑县。但滑县远在濮阳附近,春秋时属卫国之地,今其境内有卫国都城遗址;而作为国的“滑”在洛阳附近,两者相隔数百里之遥,所以“滑国”亦与“滑水”无涉。
从上分析可以看住,在西周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到以水为名、或因水为名的国,以此类推,很难说晋国就得名缘于晋水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记载“天降祉福,唐叔得禾,异母同颖,献之成王,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东土,作<餽禾>。周公既受命禾,嘉天子命,作<嘉禾>。”有人据此认为晋国改号与“进嘉禾”有关,从“晋”的词源意义上看,这是成立的,只是尚无史料佐证。
(三)唐叔之封地当在晋南
   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,“晋阳说”在先秦和秦汉是没有得到确证的,是六朝之后才确立的,然此说之确立却是附会《汉书》而没有确实的史料;同时,晋国之名与晋水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。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“晋南说”,就觉得它的成立是必然的。
1、司马迁的观点
    上节已分析了司马迁的观点是“晋南说”,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,《史记》的作用是无庸赘述的,我们有理由将太史公的观点当作可靠的史料采信。
2、晋国及西周的势力范围
    《史记·晋世家》及先秦史料,记录了晋中后期的活动范围,关于此点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的非常清楚:“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诸侯,其时疆土未广。至献公始大。考之于《传》,灭杨、灭霍、灭狄、灭虞,重耳居蒲,夷吾居屈,太子居曲沃,而公都绛不过平阳一府之境……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,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雒阳之间,而邬祁、平陵、梗阳、涂水、马首盂为祁氏之邑,晋阳为赵氏之邑矣……至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,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。”
    再从记载看,晋国是在春秋末年,晋之赵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太原的。先秦典籍中有关太原最早的记载是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“晋侯有疾,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,且问疾。叔向问焉,曰:“寡君之疾病,卜人曰:‘实沉、台骀为祟,’史莫之知,敢问此何神也?”子产曰:“……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,为玄冥师,生允格、台骀。台骀能业其官,宣汾、洮,障大泽,以处太原。帝用嘉之,封诸汾川。沉、姒、蓐、黄,实守其祀。今晋主汾而灭之矣。由是观之,则台骀,汾神也……”。佐以同载于此卷的“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”,分析这段记载,晋之灭沉、姒、蓐、黄而拓疆太原当是在晋悼公时,若唐叔虞之封地在太原、即之前曾领有过太原,则其一不会用“今灭之”,其二晋国之史官不会不了解台骀为何方神圣。
    有论者辩解说,史料只记载了晋国中后期的历史,不能由此证明晋国早期的活动范围。此言虽不能说没有道理,但只要分析一下周建国后的扩张趋势,就能推知晋国早期的活动范围了。周之前夏、商两代,“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,甸服外五百里侯服,侯服外五百里绥服,绥服外五百里要服,要服外五百里荒服。”国君只是天下名誉上的共主,或者说只相当于一个大部落联合的首领;周代通过“封建”和“宗法”制度,才使得周天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君。虽然后来周天子的势力逐渐衰弱了,但以姬姓集团为中心宗族势力,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却得以巩固并呈扩张之势,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,终使华夏之地上数以千计的氏族部落合并成十余个“国”,为统一的秦王朝出现奠定了基础,也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在此过程中,以周的封建宗法为代表的华夏族的势力、疆域是呈扩张之势的,经过牧野之战后周人入主中原,势力由陕西扩张至河南,再经周公东征,又将扩张至山东、河北及江汉等处。以此扩张之势来看,唐叔虞受封时的周朝势力还不及晋中,其封地当然就不会在太原而只能在晋南。其后,晋国就随着整个宗周势力的扩张,逐渐由晋南向晋中、晋北扩张,这既符合整个周扩张的趋势,也符合史料有关晋国的记载。
 3、尧都平阳
    晋之始封君姬虞受封于唐,所以后人呼之“唐叔虞”,“唐者,帝尧旧都之地”,即唐叔之封地是尧都,然而“尧都平阳”乃是定论,《尚书正义·卷六》“史传皆云尧都平阳,《五子之歌》曰:‘惟彼陶唐,有此冀方。’是冀州尧所都也。”司马迁也有“唐人在河东”的论断。既然尧都在晋南,唐叔之封地还会在别处吗?
    当然自古就有学者认为尧都不只在平阳。郑玄《毛诗谱·唐谱》说:“唐者,帝尧旧都之地,今日太原晋阳是。尧始居此,后乃迁河东平阳。”
   《地理志·河东郡平阳县》应劭云:“尧都也”,则是尧为天子,乃都平阳,故云后迁河东平阳也。
   《皇甫謐詩·唐風疏》“堯始封於唐,今中山唐縣是也。後徙晉陽,及爲天子,都平陽,於詩爲唐國,則唐國爲平陽也。”
    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 “尧始封于唐,今中山唐县是也,尧山是也……尧之都后徙晋阳,今太原县是也,于《周礼》在并州之城;及为天子,都平阳。”
    郑樵《通志·都邑略》“尧始封于唐,后徙晋阳,即帝位都平阳”并在后加按语曰:“唐今定州唐县,犹有唐城存焉。或云唐城在绛州翼城西二里,及徙晋阳,则以晋阳为唐,今平定军有古晋阳城,是其地。及为天子都平阳,则又以平阳为唐。”
    何光岳《炎黄源流史》中说“从唐县、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,沿滹沱河过井陉,途经太原,再进入平阳。”
    然则论者均以为尧都是由唐县先迁至晋阳、再迁至平阳的。若史实如此,唐叔受封于“唐有乱,周公诛灭唐”后,那么所灭之唐,必在其最后之地、即平阳,不然就成了唐人早已迁往平阳,   周公却在晋阳灭之,这岂非成了“今日适越而昔至”?
4、考古发现
    近年来在天马—曲村遗址发现的晋侯墓葬,参照《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—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概要》,根据墓主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,墓主初步断定为从晋武侯到晋文侯8位前后相继的晋侯及其夫人。这些晋侯是:武侯、成侯、厉侯、靖侯、僖侯、献侯、穆侯、殇叔或文侯,这些晋侯都是晋国前期的君主,且排列完整(晋君世系共大约三十五位君主),但墓中独少唐叔虞及其子燮父的墓。依此结论可以推知两点:
一,已发现的晋侯墓主与《史记》晋世家所列晋侯世系完全一致,这说明司马迁所记无误。
二,《汉书·地理志》河东郡闻喜县条下注“故曲沃也。晋成侯自晋阳徙此。”《毛诗·唐谱》也说“至曾孙成侯,南徙居曲沃,近平阳焉。”《春秋左传正义》“<晋国侯爵谱>云:‘姬姓,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。成王灭唐而封之。今大原晋阳县是也。燮父改之曰晋。燮父孙成侯徙都曲沃。’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:“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,即今之太原市。四世至成侯,南徙曲沃,今山西闻喜县东。又五世至穆侯,复迁于降,降即翼”。这些人所认为的“成侯迁至曲沃”之说显然是错误的,因为成侯之前的武侯墓就在晋南,而这些人恰恰是首倡、或坚持“晋阳说”者。
再,从考古发现天马---曲村晋国(西周初期兴起、繁盛时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、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陡然衰歇),侯马晋国遗址,即新田遗址(兴起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、繁盛时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,战国中晚期逐渐衰歇)和苇沟---北寿城遗址(西周早期以及东周的文化遗存)这三处遗址的时间存续上,有论者(潘明娟)认为,苇沟---北寿城遗址应为古唐国的都城、即唐叔虞之封地,这是很有见地的论断。(这方面我掌握的资料不多,不敢多言。)
 
 
综上,我认为唐叔虞之封地当在晋南。
 
(责任编辑:中华唐氏宗亲总会办公室)
栏目列表
推荐内容